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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民基 2025-04-05 06:56:54 3935城北村黑龙江省哈尔滨木兰县

当然，除了上述三篇论文，我还有一些论文与反思中国哲学方法论也有直接关系。

不能说以觉训仁，觉是知觉，仁是理，这样理解的道体成了只存有而不活动。工夫无止境，就是一个无限的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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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朱子把道体简单化而为理。太极就是理这个理的观念从伊川始，程伊川就是把《中庸》《易传》以至周、张、明道三人所了解的那个道体简单化为一个理。贞者定也，落在个体这个地方就讲贞。因为孟子了解性，是从生之谓性进一步，升至理性生命，从理性生命说性。这个合一的方向，最后明确说出来是《中庸》《易传》。

在无限的进程中，性体的内容无限扩展，无限充实，无穷无尽。这个成是从工夫上讲，不是从存有上讲。现在是智慧最低的时候，现代人最没有智慧，这个时代最邪恶，能出……就是最邪恶的时代，人类最堕落的时代。

程明道讲仁有两个意思。理学家讲到性体，就是一个东西的自性，就是一个在时间空间中的东西所以存在的理。程明道就客观讲这两个不已，这是程明道的全部智慧，全部儒家学问就是这两个不已。通文化意识，通家国天下，道德意识才能彰显。

你说中国没有科学，那么，现在好好研究科学，科学不就出来了吗？你说中国没有民主传统，那么，大家都好好了解民主政治的原则，把民主政治的政体创造出来，不是行了吗？希望祖宗把一切好东西都给你准备好，这是坏心理。程明道从于穆不已了解道体，这个理解很好，干净简洁，而且很美，能启发人的灵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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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，孟子的门是敞开的。这是张横渠对道体的把握。假若你对《中庸》的诚体有一个恰切的了解，对《易传》为什么讲乾元也有一个恰切的了解，那么，你对中国儒家老传统所体悟的道体的意味就可以把握到了。这个地方，being还是可以用，不过这个being单就人而言，而且单就人的道德性而言，它不是存有论本身的意义。

北宋前三家先从客观面讲，但也不割断主观面，而且是从客观面讲的天道一步一步回归《论》《孟》。这个东西早晚要放下，放下来，这个提着的劲度就没有了，这个辩证没有了，也就是说辩证也要来个辩证，凡是辩证都要通过一个否定把它化掉。程伊川把道体简单化为只是理，这个道体只存有而不活动。不诚无物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的一个翻版。

程明道理解的那个于穆不已的道体不只是理，它是即活动即存有，它有活动性。照朱子的说法，心合这个理就是道心，不合这个理就是人心，这样说的心不是孟子所言本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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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汉代距老子已经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距离，因此，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，是谨慎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。[35]甲本字体处于篆隶书之间，不避邦字讳(汉高祖刘邦)，所以，断其抄写年代当在高帝之前。

因为，孟子也未提到《易》，而庄子也未提到《孟子》，这并不能证明《易》、《庄子》是伪作。[32] 胡适指出，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的说法没有根据，当孔子三岁时，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说，将立言作为传世的重要途径，并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，即没，其言立。[7]于是，引发了学术界一场时间长、牵涉面广的关于老子及其著述考辨的疑古和信古的论争。不妨说，依据《史记》和前人的考释，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本《老子》，似乎可以基本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，他拥有著上下篇五千言的《老子》的著作权。但他只是基本上而非完全地倾向于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即名李耳字聃的老子。[33] 陈鼓应《老子晚出说在考证方法上常见的谬误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，第四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版。

其四，《庄子》寓言十之九，不能作为历史看待。因此，是否可以说，《老子》一书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，它并非对话体，而是一种哲学诗或诗性哲学，在其流传过程中，为后人所修改，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代老聃的思想。

《老子》的原貌如何? 有多少章? 上下篇是怎样划分的? 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《老子》一书是否出于李耳之手? 究竟是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成书的? 这一系列的问题，在学术界同样引发了激烈的论战。另一些学者从文体上来论证《老子》，冯友兰说老子是一种经体，是战国时的作品，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对话体(如《论语》)。

见刘笑敢《老子》，台湾，东大图书公司，1997年版。老聃有一句话为：夫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也(三十八章)，似不可能是老子的话。

[20] 孙次舟《再评〈古史辨〉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六册，第100页。然后，才是《老子》是否由老子所著。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[7] 张煦《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》认为，梁启超的看法，是或则不明旧相，或则不察故书，或则不知训诂，或则不通史例，皆立言过勇，急切杂抄，以至纰缪横生，势同流产。

引自张扬明《老子考证》，台湾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1985年版，第260 页。[34] 吕思勉《先秦学术概论》，北京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27页。

三种竹简抄写年代不尽相同，内容也很少重复。而先秦时代所记述的有关老子的内容还有一些材料出自于《庄子》、《礼记·曾子问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论语·述而》、《论语·宪问》等，《战国策·魏策》和《战国策·齐策》中都提及老子，《荀子·天论》也有老子的叙述，《韩非子》中除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以外，还有数条引述，分别在《主道》、《六反》、《难三》和《内储说》中。

《诗》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，为什么《老子》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?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，私人著作当以《论语》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，经不起推敲。梁启超在评胡适《中国思想史大纲》时，用六条证据[21] 断言《老子》一书出自战国之末，以后，有顾颉刚[22]、钱穆、张寿林[23]、张季同[24]、罗根泽[25]、冯友兰[26]、熊伟[27]、张西堂[28]等学者撰文，认定《老子》为战国时书。

[6] 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，见《饮冰室合集》第38卷，第50-68页，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。[29] 其实，张煦在《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》中早已指出，梁启超所认为的《老子》充满战国词语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其指出的几条中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时词语，少数如偏将军、上将军之类词语只不过是后人窜改而已。另一方面择善而从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引申出相对自圆其说的结论。而顾颉刚认为《老子》是赋体，是战国时的新兴文体。

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!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[37] 楚简《老子》节抄本，以不同字体抄写在三种不同长短、不同性质的竹简上，整理者将其分成甲乙丙三组。

至于文体，我以为《老子》的节奏韵律更象是一种哲理诗的诗体，似更接近于《诗经》[31]。[21] 梁启超的主要论点为：其一，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，未免不合情理。

[23] 张寿林《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第317-332页。载《古史辨》（第四册），第418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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